廖智:“穿”上義肢,我一樣可愛

原標題:廖智:“穿”上義肢,我一樣可愛

廖智:“穿”上義肢,我一樣可愛

《鼓舞》舞者廖智 在汶川地震中失去雙腿的舞蹈老師。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

不管搬到哪里,廖智都要帶著這些布娃娃。資料圖片/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

從暗處一步步走向舞臺,廖智身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雙紅色高跟鞋。

細長的高跟踩在地板上,發出“噠噠”的聲響。鞋上是一小塊硅膠材質的、做成膚色的腳背,腳背往上是兩個黑色球狀的“腳踝”,“腳踝”上有兩根銀色的、像棍子一樣的連接管,組成了廖智的“小腿”;再向上,是兩段金色的、腿型的接受腔,它們就像膝蓋,把廖智肉體的大腿和人工的“小腿”連在一起。

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,廖智失去了自己的兩條小腿。當時,這個年僅23歲的姑娘被埋在廢墟下26小時,一條鋼筋從她的右腳穿過,一直延伸到小腿。被人從廢墟下“拽”出來后,她簽署了自己的截肢手術同意書,之后,便是漫長的與義肢相伴的日子。

穿紅色高跟鞋時搭配的那雙義肢,是廖智最常用的,她更喜歡把它們叫做“我的腿”。

“走在路上,經常有人喜歡多看我兩眼,我相信他們是因為我這雙獨特的腿。但我更愿意相信,他們覺得我非常特別和可愛。”廖智嘴角上翹,眼睛彎成月牙的形狀,臉上掛著一個甜甜的笑。

與眾不同的“腿”

“在我的生命中,差不多有七八雙‘腿’。”11月1日,在北京大望路附近的一處公寓里,廖智又一次拿自己的義肢開起了玩笑。陽光從窗口灑進來,廖智站在窗臺邊,整個人被一層金色的光芒籠罩著。光芒下,她穿著那雙搭配紅色高跟鞋里的“腿”。

之所以對這雙“腿”青睞有加,是因為為了保證受力均勻,大部分義肢的假腳與連接管呈相互垂直狀態。但這雙義肢是廖智的丈夫查爾斯為她量身定做的,查爾斯是義肢技師,這雙義肢可以在黑色球狀腳踝處調出一個傾斜的角度:正好可以把假腳放進高跟鞋里。

廖智還有很多其他的“腿”:一雙是美院學生送的,上面有鳳凰樣式的雕花,“像一件藝術品”;一雙的接受腔是白色的,廖智經常穿著它搭配短褲;一雙的連接管被做成了“刀鋒戰士”一樣的J形,底部微微彎曲,有彈性,廖智會穿著它出去跑步;還有一雙義肢在真腿和假腿的連接處不能固定,一次跳舞時,它像暗器一樣被甩進了觀眾席……

那之后的義肢經過定制、改良,不會再出現跳著舞就“飛出去”的情況。醫生問廖智還有什么要求時,她夾帶了私貨,“我跟醫生說,你幫我調一下,我想長到一米六。”

在很長一段時間里,1.58米的廖智對自己的身高耿耿于懷,這種感覺在不能報考舞蹈學院時達到了頂峰:舞蹈學院的招生要求是身高一米六。“之所以沒‘長’到更高,是因為我還蠻享受自己小鳥依人的樣子的,而且你還要給自己留一個穿高跟鞋的空間。”廖智笑了笑。

在國內,許多穿戴義肢的人會用塑料泡沫把金屬連接管包裹起來,外面再加上一層膚色的外殼,這樣的義肢更像人腿。但廖智不會,她喜歡連接管裸露在外面的感覺,因為這樣“看起來很酷”。

每次去幼兒園接女兒,廖智都會因為自己的“腿”被小朋友圍觀。“他們每次都說‘那個機器人阿姨又來了’,還有的小朋友會問‘阿姨,你怎么又換腿了?’”每到這個時候,廖智的小女兒就會一把抱住媽媽的義肢,“這是我媽媽的腿,你去找你媽媽的腿。”

有時候,義肢也會帶來意想不到的“方便”。2013年4月四川雅安地震后,廖智和志愿者們到震區救災。為了節省空間,大家擠在一輛汽車里,后排坐了4個人。廖智最后一個上車,上半身剛進去,腿就沒地方放了。她把義肢取下來,往肩膀上一扛,車就這么開走了。

重新走路

廖智在11年前的那場地震中,失去了自己的腿。安裝義肢后,她第一次重新走路,源于一場“意外”。

2008年7月,做完第二次截肢手術之后,廖智裝上了義肢。在媽媽的想象中,女兒應該裝上義肢就能走路,至少能走幾步。可大多數時候,廖智只能一動不動地站在那,“最多的一次走了三步”。

為了讓媽媽安心,廖智在朋友的幫助下,趁著媽媽午休時練習走路。她的目標不大,走六步,兩小時后成功了。回到病房時,她說媽,我可以自己走路了,不信我走給你看。媽媽卻忽然跑出了病房,回來時,整個三樓的病人、家屬都來了。

醫院的三樓是骨科,住的都是地震后做了截肢手術的人,但沒有一個人可以自己走路。廖智的媽媽跑出去,敲開了所有病房的門,告訴他們:“廖智可以走路了,快來看我們廖智走路!”

站在走廊里,廖智心想:完了,六步肯定交不了差,他們大概已經做好我能跑能跳的心理準備了。她硬著頭皮邁出了第一步、第二步……最終,她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。

自此之后,廖智經常在醫院里扶著輪椅走來走去,大家都以為她走得很好。但只有她自己知道,她是把大部分力量轉移到了手臂上,只有扶著東西才能走:真正不靠外力的行走,只有在走廊上被圍觀的那一次。

出院后,無需再被圍觀的廖智泄氣了,徹底放棄了用義肢走路,每天坐在輪椅上。有一次,她一個人在家,忽然想上廁所,實在沒辦法了才自己下床。她跪在地上往前爬,在客廳沙發背后摸到了許久不用的義肢。

穿上兩條“腿”,廖智跌跌撞撞地往洗手間走,卻踩在了沒擦凈水漬的地板上。左腿剛邁進去,人一下就摔倒了,摔暈了。她不知過了多久才在廁所里醒來,頭發散到了坐便器里。

廖智扶著洗手臺慢慢站起來,正要往外走時忽然看到鏡子里的自己。那是一張狼狽的臉,頭發濕淋淋的,衣服濕透了,左邊的額頭上鼓起一個大包,眼瞼腫得像個包子。

她開始思考義肢的好處:穿義肢就有更大的活動空間,更自由;可以穿很多好看的衣服,更美;而且輪椅坐久了,腰會變粗,整個人會變胖,穿義肢可以維持良好的身體狀態。

那晚之后,廖智鎖上門,開始在自己的房間里練習走路,一手扶著穿衣鏡,一首扶著門把手。將近一個月后,門把手松了,穿衣鏡的底座快要斷了。

有一天,家里廚房的水燒開了,發出刺耳的聲音,但一直沒人管。廖智從房間里走出來,到廚房拎起水壺走到另一個房間,把開水倒進了熱水瓶。做完這一系列的動作,她抬起頭,看到了爸爸通紅的眼睛,媽媽則從房間里跑出來,“快點快點,再把水壺拿起來,再倒一次熱水看看。”

“你們的腿有名字嗎?”

2009年年底,廖智被災區的一所學校邀請,去探望地震后和她一樣做過截肢手術的孩子。

廖智發現,這些孩子總是穿長褲,害怕被人看到自己的義肢,而且不愿坐輪椅。有時東西就掉在眼前,他們也不愿站起來撿拾,要等老師或志愿者幫忙。

廖智不想讓孩子們這樣生活下去,一天下課后,她摘下了自己的義肢,一手舉著一條“腿”:“你們知道嗎?我的兩條腿都有名字,左腿叫大象,右腿叫粽子,你們看像不像?你們的腿有名字嗎?”

孩子們愣住了,但很快笑成一片,興奮地討論著要給義肢起名字。從那天起,他們對義肢的態度發生了改變。

第二天,廖智帶著輪椅來到學校,她的目標是讓孩子們接受輪椅。

以往上課時,中間會有休息時間,但那一次,廖智站著講了一小時,孩子們也站著聽了一小時。她還讓人撤走了教室里的凳子,直到下課,才請朋友推進來幾把輪椅。

站累了的女孩子們,先坐到了輪椅上。男孩子們看了看彼此,站在那里一動不動。廖智假裝沒看見,帶著輪椅上的孩子們做起了游戲,開火車、接龍、旋轉,孩子們越玩越開心。男孩子們這才漸漸坐上輪椅,加入了游戲的隊伍。廖智說,他們忽然發現,坐輪椅不是一件羞恥的事,很正常,“而且坐在輪椅上,照樣可以很快樂。”

“一個健全的人去給孩子們做心理輔導,人家會覺得你站著說話不腰疼,但廖智不一樣。”廖智的朋友任虹霖說,廖智是在用行動告訴那些肢體殘障的人士,我們的條件是一樣的,我可以做到的事,你也可以做到。

為了給孩子們做示范,廖智有時也會做一些“極端”的事。

一次,她坐在輪椅上,把講臺上的一個東西扔了出去,然后從輪椅上爬下去,慢慢爬到東西跟前,把它撿了回來。孩子們沒說話,就那么靜靜地看著,但自那之后,再有東西掉在地上,他們會自己撿起來。

一年多過去了,孩子們漸漸正視、接受了自己的身體和現實,性格也越來越開朗。一天,廖智站在操場上,聽到一個做過截肢手術的孩子沖著另一個孩子喊:別跑,再跑我一腿給你飛過來!然后一條“腿”從她眼前飛了過去。一個身手矯健的女孩跑過來,從地上撿起那條“腿”,又跑到了操場另一邊還給了那個孩子,“把你的腿還給你,趕緊裝上,咱們一起玩去。”

站起來,走出去

廖智知道,當孩子們愿意接受自己時,他們面臨的挑戰才剛剛開始。在很長一段時間里,他們會在街頭看到別人異樣的目光。但更可能的是,他們根本不會走上街頭。

廖智接觸過一個家長,因為孩子是聾啞人,家長從不帶他出門。還有一位媽媽,孩子聽力沒有問題,只是天生沒有耳廓,媽媽無法接受這個事情,甚至說過“恨不得從來沒生過他”。

“這些家長有很強的病恥感,為什么別人的孩子都健健康康的,只有我的孩子這樣?他們會覺得這是一件很丟臉的事。”廖智說。但這個群體人數不少,據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統計,中國的殘障人士至少有8500萬。

當大部分殘障人士不愿出門時,出門的那些就可能被當做異類。

一次,廖智坐著輪椅在機場候機,一個外國人一直盯著她看。廖智看回去時,對方就轉過頭,假裝看報紙,但余光依然在她身上。廖智站起來,推著輪椅走過去,在他身邊坐下來。趁他不注意,廖智忽然伸手把右腿取了下來,扛著腿看著對方。“他整個人一下子就被嚇到了,臉瞬間就紅了。”廖智哈哈大笑,對方也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即便沒有惡意,許多健全人也不知道如何與殘障人士相處。

廖智的朋友文壹陽記得,第一次和廖智見面時她穿了一條短褲。文壹陽之前和她在網上有過交流,了解她的故事,對她的腿很好奇。但他不敢看她的腿甚至身體,只能趁低頭拿手機時偷偷“瞄兩眼”。“我很尊敬她,不想傷害她,但我不知道是看她(的腿)比較好,還是不看比較好。”

在地震之前,廖智從來沒有在生活中見過穿戴假肢的人;現在,廖智想鼓勵更多的殘障人士走出家門:“走出去,被人看到了,才會解決問題。”在她看來,很多時候,大家對殘障人士缺乏了解,就是因為在生活中根本沒有接觸過這類人:見不到,更不要說相處之道了。

廖智到美國換義肢時發現,那里沒人把義肢和身體殘障當回事,義肢上的金屬都是露在外面的,穿著義肢的人還可以當模特參加時裝秀。“這就跟戴眼鏡一樣,我相信第一個戴眼鏡的人也受到過很多注視,但現在大家都覺得很正常,沒人因為你戴眼鏡多看兩眼。”

2013年從美國回來后,廖智和查爾斯組織了多次殘障人士聚會,大家分享工作、生活中的趣事和煩惱,再一起嘗試著解決問題。他們想到的方法,是在國內推廣殘障人和健全人的“共融”理念,比如在網上幫助殘障人士創業、舉辦由殘障人士主導的時裝秀等,這些活動可以幫助殘障人士找到自身價值。

“發現別人的價值和找到自己的價值,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”廖智說,“我不覺得這是在幫助別人,沒有人是一個人是一座孤島,我也是在幫助自己。”

【同題問答】

新京報:這一路上,一直陪伴你的東西是什么?

廖智:我覺得是愛。不管是地震后父母對我的愛,還是后來遇到了對我影響特別大的老師和老公,是他們的愛給了我莫大的鼓勵。他們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。

新京報:未來的道路,你期望是怎樣的?

廖智:這是一個越來越多元化的社會,人們會遇到很多和自己不一樣的人,怎么在這個極速改變的社會中找到自己的價值、欣賞別人的價值?這是很重要的事。

【同行者說】

文壹陽(廖智朋友,影視制片人):

廖智是一個非常敬業的人。

有一次,我跟她去拍一個視頻,早上4點就從家里出發了。那個視頻要求她要一直迎著朝霞跑,當時已經是早上六七點了,她跑了很多次,滿頭滿臉都是汗,但是視頻還是沒拍好。她跑步穿的假肢像“刀鋒戰士”一樣,下面是弧形的,所以她不能站著,只能一直跑或者在原地蹦。當時拍視頻的時間已經很長了,她很累,現場也沒有輪椅可以讓她坐著休息一下。

我很生氣,問導演還要多久才能拍好?廖智聽到了卻說:“我OK的,我還可以跑。”

日常工作時,她的執行力和配合度都非常高。上一次,我們準備帶她的小孩一起出去玩,想要做個策劃。在群里討論之后,剛剛反應過來要把討論的東西形成一個文字版,她就把這些東西總結出來了,這個工作其實不應該由她去做。我一直感覺廖智挺厲害的。我們剛認識不久、還不太熟的時候,大家每次跟她談完事情,都想幫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,比如開門、按電梯之類的。但時間久了,大家熟一些了,她就會說:“你們不用這樣,不用刻意幫我做什么。”

還有一點,她真的長得好好看,第一次見面的時候,全程就只注意看她的臉了。而且她還有很多很好看的衣服,每次一起開會都穿得很漂亮,衣服都不會重復。

A特20-A特21版采寫/新京報記者 李桂

責任編輯:王禹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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