馬勇:尋找中國現代轉型的歷史邏輯

原標題:馬勇:尋找中國現代轉型的歷史邏輯

馬勇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,1956年生于安徽濉溪,1983年畢業于安徽大學歷史系,1986年畢業于復旦大學歷史系。著有《漢代春秋學研究》《近代中國文化諸問題》《超越革命與改良》《中國文明通論》《重尋近代中國》《“新知識背后”:近代中國讀書人》《晚清二十年》等書。

馬勇在家中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。

從1979年考入安徽大學歷史系算起,馬勇進入歷史學行當已經整整四十年。前年,他從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退休,本以為即將開啟安逸的晚年生活,孰料,幾所大學聞訊后,紛紛邀請其擔任特聘或客座教授,社科院研究生院也返聘其為學生繼續授課,他還應邀在一些音頻平臺開設了中華文明通史和清史課程。

他的寫作和出版從未停止,不時有文章見諸報端,還有多部書稿在整理之中。今年10月,馬勇的新書《現代中國的展開:以五四運動為基點》在“五四”百年紀念之際出版,成為今年出版的少數以五四為題材的專著之一。

在馬勇看來,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繼“殷周之際”、“周秦之際”之后的第三次歷史大轉型,是從農業文明向工業社會轉軌的重要節點。這樣頗具貫通性的歷史視野,正是馬勇區別于許多近代史學者的重要特點,他的治學之路是從古代史開始的,機緣巧合進入了近代史領域,不過,這也成就了他更寬闊的歷史研究之路。

讀書經歷:從煤礦工人到史學科班

1956年,馬勇出生于安徽濉溪,因為貧窮,那里被當地人自嘲為“安徽的西伯利亞”。他后來在回憶自己的求學之路時說,與同時代的城里人相比,他的童年、少年,乃至青年早期,都是在渾渾噩噩中度過的,沒有機會接觸太多書籍。

直到1979年考上安徽大學,他才從一名退伍回鄉的煤炭工人變成了一個知識分子。當時的合肥交通閉塞,像一座孤立無援的孤島,而安徽大學的歷史系也剛成立不久,缺少有經驗的教師。閉塞的好處是讓人能安心讀書,大學四年,馬勇從侯外廬主編的五卷本《中國思想通史》出發,將圖書館能找到的思想史著作通覽了一遍。

他把全部精力都用于攻讀中國古代史料,經史子集,四部并重。對于比較難理解的作品,比如《莊子·天下篇》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《說文解字》,以及從《史記》至《清史稿》中的思想家傳記、《經籍志》《釋老志》《藝文志》等,他都曾手抄過一份,借此加深理解和記憶。

扎實的閱讀原典,讓他后來順利考上了復旦大學歷史系,成為史學大家朱維錚的碩士。朱維錚師出名門,是陳寅恪、錢玄同、孫冶讓的再傳弟子,在中國經學史、史學史、思想文化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領域都是權威,在海內外享有很高聲譽。

馬勇跟隨朱維錚讀書三年,攻讀中國文化史,從生活做派到研究興趣和研究方法,莫不受到其影響。一些熟悉的朋友打趣地說,“就連抽煙的姿態都和朱老師一樣。”馬勇對年長自己二十歲的恩師極為佩服,將其視為人生榜樣,并在很長的時間里有意地模仿,他所做的課題也對朱維錚多有承襲,比如秦漢史、儒學史、章太炎思想、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等領域。

馬勇至今感激在朱維錚門下受到的專業史學訓練,他不僅因此打開了眼界,更習得了治史的方法。在電腦尚未普及的年代,治史者都需要抄寫大量卡片、做札記,以備隨時查閱,而朱維錚讓學生不要抄卡片,而是到需要用的時候再翻書,一次記不住,再翻一次,如此重復,不僅可以強化熟悉史料,更是訓練記憶力的良方。

在朱維錚的指導下,馬勇完成了以《西漢的學》為課題的畢業論文。向來以犀利敢言、當面批評不留情面著稱的朱維錚,對這位愛徒贊譽有加。后來論文出版,朱維錚為之撰寫序言稱,“馬勇的這本著作,力圖超越傳統的經今古文學爭論,從文化史角度,重新認識西漢的全部《春秋》學……他是勤奮的、踏實的,沒有沾染有的小文人那種浮薄油滑習氣,顯示他屬于有希望那一面的青年學者,治學具有頑強的毅力。”

后來的馬勇果然不負所望,在史學道路上開鑿出一片新天地,對老師既有承襲,也有拓展,而他的研究重心也從古代史悄然轉向近代史。

近代史所:不以著述為訴求,而以學問為目的

馬勇曾說,自己一生的許多選擇都是被動的,包括工作單位和研究課題。

從復旦畢業后,朱維錚本想為其爭取留校任教的機會,但因人事問題未能如愿,后又幫其謀求到上海師范大學,以及王元化主持、黃萬盛主持的上海社科院比較文化研究中心。當時上海的單位進人特別困難,機緣巧合,馬勇因到北京訪學,進入了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,并在此度過了三十個春秋。

讀書期間,馬勇悉心攻讀的是中國古代史,尤其是古代思想史,他信奉老一輩學人“三代秦漢以下無學術”的說法,對近代史用力極少。而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近代史研究,確實也未能擺脫“革命敘事”、“階級分析”的傳統,學術被政治捆綁,為意識形態服務,并無純粹的學術。

在《我的學術起步》一文中,馬勇回憶道,當時“晚清史是前輩學者下過不少工夫的領域,但相對于我那時比較熟悉的古代史,近代史許多問題在那時還沒有人觸及。時間的原因,時代的原因,總而言之,三十年前的中國近代史與古代史比起來,猶如未被開墾的處女地。”

都說“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”,尤其在“政治掛帥”的環境下,對前朝歷史的解讀不免受到諸多干擾。令馬勇印象最深的是對資產階級和洋務運動的重新評價,隨著思想解放的風氣漸開,先前風靡幾十年的“革命敘事”悄然打開了一條裂縫,那種政治保守、文化陳舊的敘事方式,逐漸被追求客觀真相的歷史敘事所取代。

研究者普遍相信,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,除了政治革命和制度變革以外,還有一個建設和發展的問題。因而,對近代中國歷史上的改良主義、實業救國、科學救國等先前比較負面的事件,以及李鴻章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胡適、傅斯年等爭議人物,都有了更為積極的評價。一些過去的禁忌話題,也開始有了討論的空間,“近代史越做越像一個學科”。

正是在這個當口,馬勇進入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,并深度介入了其后三十年近代史由政治到學術的轉向,這是時代的進步,也是思想的進步。他主張,“要把晚清史還給清朝,讓清朝的歷史成為一個完整的單元,讓清朝的歷史研究經典化,就和研究唐史、明史一樣,沒有任何意識形態的障礙。”

與同時代的許多知名學者不同,馬勇開始寫作的時間較晚,對于上世紀80年代的“文化熱”,他自稱是一個旁觀者和受益者,而非參與者。這與他所接受的教育息息相關,他在安徽大學和復旦大學讀書時,沒有發表的欲望和能力,而朱維錚等前輩學者也諄諄告誡,在50歲之前不要寫東西,一定要踏實讀書。

進入社科院以后,所里的老先生們也不主張年輕人太早發表文章。當時的近代史所學術氣氛濃烈,評職稱也不需要看論文或著作數量,而是看是否有真學問,而這一切“全憑老先生的感覺”。

自稱“話癆”的馬勇,堅持“述而不作”,心無旁騖地苦讀了五年,狠補近代史的課,讀到許多此前沒有接觸過的材料,包括一些港臺書和舊報刊。此時的讀書,不是以著述為訴求,而是以弄清問題為目的。加上在校的七年,他已坐了十二年的冷板凳,那是他一生中最集中讀書的時間。大量的閱讀積累,為后來的研究寫作筑下了厚實的根基。

學術三十年:尋找歷史邏輯,努力打通文明史

馬勇在《作為藝術的歷史學》一文中如是說,“一個歷史學者,如果不能持續地閱讀和耐得住寂寞的沉思,那么他無論如何聰明,都只能是無本之木、無源之水的‘小聰明’。歷史學研究需要建立在大量閱讀和充分占有資料的基礎之上。”

十余年毫無功利心的閱讀,讓他能夠厚積薄發。終于,在近代史所前輩張德信先生的提醒和譏諷下,馬勇打破了自己述而不作的傳統,從1991年開始了職業的歷史寫作生涯。

短短數月間,他集中精力連續寫出了《辛亥后帝制復辟思潮平析》《辛亥后尊孔思潮評議》《黃老學與漢初社會》《嚴復晚年思想演變之重估》《辛亥革命后復辟思潮的文化審視》《李斯的思想品格與秦文化政策的得失》《公孫弘與儒學中興》《清政府對百日維新對檢討與反省》《民族主義與戊戌維新》等幾篇文章,這些都是他研究多年的主題,駕輕就熟,一氣呵成,每篇均在一萬五千字左右,相繼發表在大陸和港臺的學術期刊上。

上世紀90年代,政治保守主義一度成為學術界的主旋律,受此影響,馬勇比較集中地研究了嚴復、梁漱溟等提供的保守主義方案,以及他們在近代中國的實踐。稍后,他承擔了“近代中國通史”集體項目中的甲午至辛丑時段,讓他得以從政治史視角重新思索中國人在那時的追求和實踐問題,以及晚清帝國如何從洋務運動、維新變法走到排外、新政,直至王朝覆滅。

此后的二十年間,馬勇的思索也大致圍繞著這些問題來展開:從晚清到民國的演變,究竟有什么樣的歷史邏輯?各派政治力量、思想家、政治家究竟提供了怎樣的方案?實踐與理想究竟在哪些環節出了問題,讓一個老大帝國不是通過變革獲得新生,而是付出了王朝終結的代價?他試圖給出合乎歷史邏輯的解答。

他埋首于故紙堆中,鉤稽沉思,深入歷史細部去探尋謎底,相繼寫出了《近代中國文化諸問題》《超越革命與改良》《中國文明通論》《重尋近代中國》《重新認識近代中國》《“新知識背后”:近代中國讀書人》《晚清二十年》《晚清四書》《晚清筆記》等著作。他將中國的近代轉型放在經濟全球化、民族國家興起和民主化浪潮涌現的世界背景下來考察,試圖提供一套新的闡釋話語。

與此同時,他還做了大量個案研究,為嚴復、章太炎、梁漱溟、蔣夢麟等人物撰寫傳記,并參與眾多人物年譜長編和全集的編纂,這些基礎性的編纂工作耗時費力,不被計入學術評價體系,卻嘉惠學林,為后來的研究者提供巨大便利。

馬勇在今年出版的新書《現代中國的展開:以五四運動為基點》之中,試圖跳出“小五四”和“大五四”的傳統分析框架,將五四運動放在中國現代化轉型的大背景下來考察,從明清兩朝不斷發生的東西沖突與融合,開始論述五四運動發生的政治和文化必然性。五四運動爆發的百年來,許多知識分子都自覺地以“五四精神”為向導,以“五四之子”自居,然而,圍繞“五四”的激進與保守、正當與非法等問題一直爭論不斷。作為一位素有現實關懷的歷史學者,馬勇將“五四”議題與中國現代化轉型并置,同時拋棄了此前一些學者政治立場先行的做法,將五四運動放在更長的歷史時段和全球化浪潮中進行考察,分析清末民初新教育、新文化、新政治、新倫理的誕生和發展過程。

在馬勇看來,“只要人類繼續存在,歷史學對既往的歷史就會不斷提出新解釋,就會不斷有新的藝術類型的創造。歷史學是一門常說常新的藝術化、人文化學問,它永遠都不會固定在任何一種模式之中。”

中國人素來重視歷史,某種程度而言,歷史就是中國人的信仰。孟子說,“孔子作《春秋》,而亂臣賊子懼。”在馬勇看來,從孔子到司馬遷、司馬光,以至近現代的諸多歷史學者,他們都有“忍不住”的現實關懷,企圖以歷史為工具積極介入生活,為社會發展提供鏡鑒和警示。

盡管有人說,“人們在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,就是從不吸取歷史教訓。”但馬勇仍然比較樂觀,他認為從長時段來看,人類還是汲取歷史教訓的,因而才會有文明的發展和進步。而他所做的打通中國文明史的嘗試,也正是基于這種美好向往的個人努力。

【同題問答】

新京報:這一路上,你堅守的東西是什么?

馬勇:這一路上,我所堅守的主要是學會放棄、甘于放棄。人生苦短,一輩子做不了好多事,堅守與放棄看似沖突,其實就是一件事。我佩服那些將實業或行政與學問雙肩挑的朋友,但我自我評估,一輩子大約也只是讀書,讀中國史。

【同行者說】

李禮(《東方歷史評論》執行主編、著有《求變者:回首與重訪》、《轉向大眾》等):

馬勇老師是我的“老朋友”,在超過十年的交往里,我們于公于私常有交流與合作。他雖是歷史科班出身,卻并非純粹“學院派”學者。自幼經歷生活的艱難,目睹大時代的苦難,讓他的學問做得很厚重,也讓他的性情很平和。馬老師待人接物極少偏激,不為名利所累,事實上,他并不需要憑借寫作、出版為生。我想,這樣的性情和心態無疑已滲透到他的治學之中。形成了一種難得的包容和理性風度,無論對學問還是對人生。

“50后”這代學者普遍具有更為強烈的家國情懷,學術研究有很明確的社會問題意識。馬勇也是如此,而且,他是少有的能將各類歷史打通研究的人。所謂“打通”,首先是在時間上,從古代史到近代史,他都下過不少工夫,著述頗豐;其次是研究領域上,從“務虛”的思想史到“務實”的政治史、社會史,從儒學思想的古今流變,到戊戌變法、甲午戰爭、五四運動等具體事件研究,均有獨到見解。另外,他還能將宏大歷史敘事與具體歷史人物的命運融匯在一起,他可能是同代學者中撰寫人物專著最多者之一,筆下人物包括董仲舒、蔣夢麟、章太炎、梁漱溟、嚴復等古今人物。與此同時,他還參與編纂了其中一些人物的年譜或文集,這些基礎材料編纂工作,無疑也令整個史學界受益。

A特36-A特37版采寫/新京報記者 徐學勤

本版攝影/新京報記者 徐學勤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責任編輯:

聲明:該文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,搜狐號系信息發布平臺,搜狐僅提供信息存儲空間服務。
免費獲取
今日搜狐熱點
今日推薦
11选5前三组选计划